感性，就汉语构词法上讲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感情性质的，感觉性质的”。汉语大词典的解释：“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，知觉和表象等直观认识，相对与‘理性’”。
“感性”一词似乎只出现在现代的白话文，并且应该是个为了翻译一个哲学概念而创造出来的(仅仅是一个推断)。这些词可见于康德对于知识的划分，将人的认识能力即传统的理性分成了感性、知性和理性三种[1]。康德的感性论来理解“感性”：“思维运动的第一个形式是感性，也就是纯粹感性。它的对象是事物和世界的现象，是事物纯粹表现出来的东西——表象”[2]。
感性作为一个哲学用语似乎太玄奥了，但作为文学用语就容易理解了。参考余光中的《散文的知性与感性》中的运用：“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。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，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：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、声调、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”。“感性”写作是为了激发某种感性，而不是“知性”以传递知识为目的写作态度。“感性的文字”则是那种感性写作，文字里充溢着某种感情的语言，有如涓涓细流微微道来，有如激情澎湃滚滚袭来。

什么是“”？

在这个通常被称之为“消费社会”、“后工业社会”或“后现代社会”的文化中，似乎一切特权和区分都被消解了，高雅与通俗、艺术与生活、艺术品与商品、审美与消费，传统的边界断裂了。一种新的“视觉文化”已经崛起。

视觉愉悦和快感体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。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，从家居装饰到形象设计，从影视娱乐到广告形象，人为化的视觉环境造就了新的视觉生态。较之于我们的前辈，我们越发地感受和追求视觉的快感，也越发地体验到外观的视觉美化成为主流。

显然，在文化“视觉转向”中，图像性因素彰显出来，甚至凌越于语言之上，获得某种优势或“霸权”。影视对文学的侵蚀就是一例。当越来越多的文学名著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时，看电影（电视）的诱惑显然超越了文字阅读的乐趣。只要看看电视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，便可以理解为何这是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。

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，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，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，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。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，他比较了解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 ：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，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，它强调的是认知性、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，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感情的净化 ;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，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，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，它强调的是形象内容和情感的震惊，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、戏剧化。

在贝尔看来，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，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。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，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屏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，追求直接、冲击、同步、轰动的效应，因而不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、美化感，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的净化。所以，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，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。

费瑟斯厄依据社会的传统，提出了是谁在视觉转向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问题。他把布尔迪厄等人关于文化中产阶级和媒介人的理论引入其中，并与当代文化中的雅皮士现象结合起来，从而论证了日常生活美学化的行为主体及其社会角色功能。所谓“新的文化媒介人”，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中专事于象征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。“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，即提供前面所说的观众象征性商品和服务——营销、广告、公共关系、广播和电视的生产者、设计家、杂志记者、时尚作家，以及各种服务性的人士（社会服务者、婚姻顾问、性治疗师、饮食专家、游戏专家等）。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一群人的习性、分类格局和倾向，就会注意到已经把他们称之为‘新知识分子’，这些人将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。 他们为身份、表征、外观、生活风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。”可以说，这就是所谓“新中产阶级”或“新文化媒介人”的真实写照。费瑟斯厄注意到，新中产阶级不同于老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他们不再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，而往往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模糊两种文化之间的界限，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、先锋派与庸俗艺术、新与旧、怀旧的和未来的等等的区别。他们无所不及，旨在培养一种特殊的趣味。

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

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那就是“新中产阶级”的消费注意，一方面在创造一种自身的趣味和追求，另一方面又以这种趣味来影响其它社会阶层，因为他们占据了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有利地位，拥有某种足以影响他人的文化权力。他们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领域，通过媒介和形象的广泛传播，他们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。用洛文塔尔的话来说，他们本质上是一些“消费偶像”。

这里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些媒介人视为视觉文化的塑造者，或形象的生产者。也正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和形象与视觉文化问题联系起来。其实，我们只要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表层现象稍加留心，便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新的文化人的存在及其作用。他们对社会公众具有深刻影响 ：其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标准的形象模式和风格化的生活的设计、规划和提倡，比如，电影明星、歌星、主持人、模特、记者、艺术家、公共形象设计师、广告人等，通过自我形象对公众生活范式和审美趣味的诱惑和塑造 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新的文化角色还有一个重要机能，即将日常生活理想化和标准化，进而造就特定的生活模式及其消费者。例如，通过电视、杂志、图片等各种媒介，设计典型的完美家居和室内风格，表征不断变化的服装时尚，描述理想的爱情故事……这些文化人不但是特定的形象产品生产者和传播者，而且是这些产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者，普通社会公众消费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塑造者。他们也许在人口数量上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，但其角色功能则不可小觑。